两宋时期，仙居士人的别业建造开始进入兴盛时期。如蒋晋的柘溪别业、吴芾的小西湖、陈章的城南别业、陈仁玉的黄村别业和碧栖山房、郭嚞卿的冲庵别业、蒋应雷的鉴玉堂、张次贤的淡园以及张氏族人的界院别业等，这些别业内都搭配有园冶。其中，较为有名的有吴芾的“小西湖”，将画眉潭堤筑蓄水为湖，岸边广植桃柳，朱栏环绕，颇擅湖山之胜和陈章的东河别业，“引河贯其中，跨以虹桥，丛植竹树”，有县内名园之冠的美誉。

元明时期仙居的园冶较宋代简单。正如唐代诗人薛野鹤所云：人家住屋，须是三分水，二分竹，一分屋，方好。元明时期，仙居士人自称别业的建筑，多取景自然山水和日常风景。如时人田市项象的《自题别业》诗所云：“萧疎短屋傍河漘，河水漪漪漾白苹。抱膝长吟梁父曲，登台时下子陵纶。白云堆径堪辞客，明月临轩若访人。王事几回惭折鼎，不才宜此遂间身”；还有吴廉的《别墅漫兴》：“路入任溪一径斜，萧斋寂寂锁霞烟。十年不作长安梦，闲对寒梅数落花”。别业周遭并未提及有花草的种植与亭台的营建。

这一时期，较为例外惟有张堂赏的居所和下各应氏的两座楼。前者名为绿斐轩，相传周围可五六亩许，用数千竿竹子来遮掩；后者分别为应汝化的净绿轩和望耕楼，一者古树婆娑，盛夏不暑，一者多储名花奇石。不过，总的来说山水田园，内心淡然似乎是当时的基调。相应的情形一直延续到清代方才有所变化。

清代仙居民居样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。特别乾隆时期开始，士人家庭原有的明代平屋建筑样式不再盛行，取而代之的是楼房结构，有台门和院落的建筑样式，其中以“三退九门堂”最为典型。三退九门堂不单三个门堂和两侧厢房的后院都方便进行园冶，临近建筑的菜园、空地也可以治园。这类的典型在当时有大林的朱氏园和寅头王氏的云丰堂。

朱氏园经朱芬父冷泉子及其本人两代经营，其宅在大林鼓山之麓。在冷泉子时，宅内的院落已经是多蓄奇石，园林颇盛；到了朱芬更是园冶高手，时人朱亢宗言其“以己意累石为小山，位置天然，花竹成林，令人作濠梁间想”，足可见其垒石造园造诣之奇妙。寅头的云丰堂也是先后经王茂来、王猷两代经营，在居宅后“依山辟为梯形，广可数十亩，有池沼及花木……果树有木桃、枇杷、杨梅、橘柚等；花有牡丹、山茶、菊等；木有黄杨、罗汉松、冬青等；黄梅有二，每树高五六层，重叠而上，尤具化工。”清代同治前后，云丰堂的花木最为繁盛，每当花开，在仙任职的县令都会莅临赏玩。

清代时，时人对园冶的爱好也体现在爱花之上。拔贡朱亢宗客居杭州时，曾经写过《卖花歌》，对杭州集市上售卖的“丹黄桂”、“茉莉花”、“山茶花”、“凤仙花”喜爱不已，并打算“朝来买得几多丛，要思携置故园中”。后来，朱亢宗在回仙居时，真的在武林（杭州）市中买花数十种，放置船头，打算载回仙居护养，可惜船至嵊州剡溪清风岭处，因遇风浪悉数掉落水中。为此，他还写过一首名为《过清风岭》的诗：“归装载得满船花，白舫乌篷一半遮。预向故园商位置，时添新水护泥沙。冤遭白浪俱沉水，缘薄红妆难到家。怅绝清风祠庙下，千秋一样葬名挂”，表达了对失花的无限惋惜之情。朱亢宗爱花，最爱是梅花，好友王魏胜在《画石山房文集》还留下了其“手植梅花成林，终日啸咏其下”的记录。

民国时期仙居居宅外的园冶趋于衰败。不过，类似三退九门堂的建筑内，门堂和厢房后院的园冶依旧保留了下来。在大多数的三退九门堂中，最后一退的后院贴靠山墙处都营建有用大型石板构建的花坛，种植石榴、梅花、茶花等；在每退的门堂中间或靠各自的厢房檐下，也多有用长石和石板搭成的花台，上置种植在坛内、粥甑内的兰花、木桃、金桔、南天竹等花木。

风水学上水能蓄财的观念在仙居民居园冶中也有体现，如埠头村一民居内，在门堂南端挖有鱼池，并架桥其上。与世家大户所不同的是，寻常人家也有自己的园冶习惯。只不过那些园冶多与日常生活相关。如载墙头上用破的瓦甑种植小葱，在菜园里种植杏梅、李子、桃子、石榴等，每到花开时节，也不失为寻常人世一道不可多得的风景。

摄影/一帆